《夏景山口待渡图》，绢本，设色，尺寸：49.8×329.4cm。被认为是董源江南风格的典型作品之一。 明代董其昌此卷的引首题：“董北苑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。”元代鉴定家柯九思在卷后题：“右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，冈峦清润，林木秀润，渔翁游客出没于其间，有自得之意。真神品也。”元代诗人虞集对画面作了精彩的描述： 董源夏山何可得，嘉木千章铁作画。曾峦犭合雨气润，百谷正受川光溢。 犬牙洲渚善蟵洄，沧江散落碣石开。山田何处无耕凿，寻源不得还徘徊 展卷右起，是平静的水面，中远处有一细长的小洲，稍近处浮一渔船，渔人悠闲作业。视线慢慢左移，出现了似“犬牙”的洲渚，坡岸平缓，冈峦起伏，山头多作圆形，草木蒙茸其上。再往左，呈现出“蟵洄”错落的洲渚，树木繁茂，房舍掩映其间，偶见劳作的农人。垂柳依依的滩岸上，一戴青冠的红衣人正在招呼驶来的渡船。 从近景洲渚往远看，是一片平滩，平滩后面是更远的、起伏连绵的洲渚。空气湿润，山形朦胧，整个景象与米芾所言“峰峦出没，云雾显晦……溪桥渔浦，洲渚掩映，一片江南”，柯九思所说“冈峦清润，林木秀润，渔翁游客出没于其间，有自得之意”完全相符。 作者选取江南渡口之景，江水蜿蜒而过，在群山中时隐时现。使山体结构变幻无穷，一洗山形的概念化之弊。此图与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《潇湘图》在画法、风格上颇为相似，卷高尺寸完全一样。有的学者据此推测说，这两件作品原本是一幅画，在流传过程中被后人裁截分开了。辽宁博物馆名誉馆长、著名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不这么看，他说的理由是：此图“自有起讫，首尾完好”，而且二图有所不同——《夏景山口待渡》的“具体描绘”要比《潇湘图》“复杂得多”。他还认为，末代皇帝溥仪“携逃董氏作品好几件，以这件《夏景山口待渡图》最具代表性”[1] 。 此图中沙滩、山坡、近山、远山的画法有别，近树、远树、灌木、柳树、芦苇、竹丛的画法也各不相同，但它们的组合有节奏、有变化，又十分的和谐，真可以称作一首视觉的“交响曲”。值得重视的是，这些画法笔墨，都与江南风光的特点很合拍，那么，是江南山水孕育了它们，还是它们创造了山水的江南风格呢？两者都是。特定的造化自然是赖以创造特定笔墨技巧的客体根源，特定的笔墨技巧又是创造地域风格的基本手段。但笔墨技巧、风格乃至整个艺术的图式又是承传下来的，董源山水画产生于对李思训、王维山水画图式、技巧的修正改造，但这种修正改造又是在江南真山真水的启示下完成的。此图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。草本丰茂，江水秀润，云雾显晦，在董源之点染皴擦中尽显，宋人评其画作时认为“水墨类王维，着色如李思训”。 此卷描绘江南夏日景色，山势重叠，缓平绵长。引首有董其昌题识，卷后有元柯九思、虞集、雅琥题跋。曾入南宋内府收藏。钤有“绍”“兴”朱文连珠印记，又入元内府，钤有“天历之宝”朱文印记。后历经明项元汴，清耿昭忠、索额图、清内府收藏，俱钤有鉴藏印记。